數字化轉型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也是后疫情時代重塑全球價值鏈的變革性力量。當前數字化轉型依然為發達國家主導、服務業推動，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融合程度也尚待加深，并出現了數據安全、平臺壟斷等新問題。雖然各國加大了數字化轉型的探索和競爭，但尚未有普適的數字化轉型方案。中國依托適度超前的基礎設施、大規模數據以及豐富的數字技術應用場景，在數字化轉型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中國應在核心能力提升、基礎設施建設、法律法規規范、保護中小企業和培訓數字化人才方面做好政策保障，探索出適合我國的數字化轉型路徑。
引言
數字技術是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核心技術，數字經濟也成為新發展階段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助推器。從宏觀來看，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測算，2020年，全球47個國家的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2.6萬億美元，占GDP比重43.7%，名義增長率3%，遠超當年全球-3.363%的平均增長率。從企業層面來看，2022年工發組織報告顯示，運用高水平數字化技術的制造業企業，其月銷售額、年利潤、就業率等多項經濟指標的表現也遠好于其他企業。數字經濟已成為疫情時期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也是后疫情時代重塑全球價值鏈的變革性力量。從全球價值鏈分工的角度看，數字技術的發展正在改變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布局、長短以及要素利用形式：將由跨國企業推動在全球范圍內布局的產業鏈條縮短，實現區域化、近岸化、本土化;同時提升了技術、資本要素在產業中的份額，降低了勞動在部分產業中的密集度，改變了全球自二戰后以勞動力成本為決策關鍵的全球產業轉移邏輯。從世界范圍來看，雖然數字化轉型的速度和深度在不斷推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也成為共識，但大規模的數字化轉型仍以第三產業作為主戰場，數字技術發展與經濟增長低迷的悖論仍未破解。這可能有創新的擴散規律和企業個體異質性的因素，有生產率測度誤差的影響，有數字技術更依賴于無形資產投資的關系，也可能與現有發達國家工業化路徑和優勢產業相關。雖然數字技術被認為是通用技術，可以對現有的生產組織形式進行顛覆性變革，但是這種變化仍然是在現有的工業化組織原則和工業基礎之上展開，新的模式并未出現。中國作為全球制造業大國，產業門類齊全，在數字化轉型中具有獨特的路徑優勢。如何利用好中國現有的產業優勢，在全球數字化轉型的浪潮中找準中國的產業定位，順利實現價值鏈攀升，對中國踐行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有重要的意義。
一、全球數字化轉型的歷程
(一)數字化轉型的內涵
數字化轉型與數字經濟密不可分，理解數字化轉型首先要理解數字經濟。數字經濟一詞在20世紀90年代由加拿大人唐·泰普斯科特首次提出，他將由數字方式呈現的信息流稱為數字經濟，隨后被各國政府和世界經濟機構逐步采用來形容由信息技術引發的企業、科技、經濟和社會變革。Bukht和Heeks將數字經濟活動劃分為三個層次：一是核心層(IT/ICT)，即與數字技術最密切的產業，包括數字硬件制造、服務業中的ICT產業部門、電信業;第二層為窄口徑，包括電子業務、數字服務、平臺經濟;第三層是寬口徑，包括電子商務、工業4.0、精準農業、算法經濟等。實際早在20世紀80年代，托夫勒在其《第三次浪潮》一書中就預言了以計算機為代表的信息技術對經濟生活、社會組織形式方方面面的改變。雖然當時并沒有使用數字經濟、數字化轉型一詞，但托夫勒敏銳地捕捉到信息技術給人類文明帶來的全面性、系統性、顛覆性變革。
對于不同維度的研究對象，數字化轉型有不同的涵義。廣義來看，數字化轉型是指數字技術與經濟社會的深度融合，利用數字化的技術和產品，全方位地改造人類生產、生活，在機械化、信息化、網絡化的基礎上，利用各種數據信息對社會組織、生產方式實現數字化更迭。從微觀作用機制來說，數字化轉型是指以數字化技術為基礎、以數據為核心、以產品/服務轉型以及流程優化重構為手段，實現企業績效與競爭力的根本性提升的一系列變革。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對于數字化轉型的定義和關注點也不相同。從企業的視角來看，數字化轉型不僅能夠減少信息不對稱，降低交易、物流成本，節約人力成本，有助于企業提質增效;也能改變企業內部的管理方式，實現扁平化、網絡化的組織方式，形成柔性化、模塊化、以用戶為中心的生產模式。從產業的視角來看，數字化轉型意味著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以及數字技術對產業鏈和產業布局形式的變革，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技術催生了一系列新興產業，并形成了平臺經濟新生態;借助數字技術的運用，傳統產業的要素組合形式發生變化，引起不同產業就業崗位和需求的變化，改變很多行業中間品的質量和可用性，從而引起產業鏈和產業布局大范圍調整。從價值形態來看，數字化轉型將生產環節和服務環節深度融合，不僅能夠提供最終產品，還能夠通過使消費者參與生產和服務的全過程實現價值形態的擴展。更有研究者認為數字技術改變了產品投入產出屬性，產生了平臺經濟這一新的社會生產組織形態，因而將數字經濟定義為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更為高級的經濟形態。
不同研究者對于數字化轉型的測度也不相同。在一份麥肯錫研究中國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報告中，研究者采用互聯網指標構建數字化轉型對經濟體內部的影響，利用支出法評估個人、企業、政府以及貿易活動等所有與互聯網設備生產、服務提供和網絡應用相關聯的活動，比如消費者的網絡零售的規模、互聯網普及率、智能手機普及率，企業的云服務滲透率、中小企業互聯網使用率等。Calvino等采用技術、市場、人力資本等多個維度的指標衡量不同行業的數字密集度，選取ICT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的投資比重、購買ICT中間產品和服務的比重、每百名員工擁有的機器人數量、ICT專家在總就業人數中的比重，以及網上銷售額占總銷售額比重等多個具體指標來進行測算。蔡躍洲和牛新星利用數字部門/ICT資本對數字經濟增加值規模進行測算，將數字經濟增加值來源分為數字部門增加值、數字技術資本在非數字部門發揮的替代效應增加值、數字技術資本使用產生數據要素、提供有效信息的協同效應增加值三部分，這也描述了數字化轉型的作用路徑。
(二)全球數字化轉型的歷程
1.2000年之前：以“連接”互聯網為特征的數字化轉型
20世紀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計算機在美國得到普及，1983年美國小學的計算機使用率已超過60%，高中計算機使用率超過85%，平均每所高中擁有10至11臺計算機。對計算機等電子設備的強勁需求也促進了美國信息工業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計算機、半導體以及軟件產品出口是美國重要的貿易收入來源。在計算機硬件和通信技術的快速進步下，信息技術通過網絡將大量計算機“連接”起來，推動了全球互聯網繁榮。中國也于1994年正式接入全球互聯網，融入全球數字化轉型浪潮。這一時期的數字化轉型，以“連接”為主要特征，以改革通信方式為主要表現形式，主要由互聯網企業推動。在網絡基礎設施和軟件的支持下，以搜索引擎為代表的互聯網企業成為了數字化轉型的先驅，人們發現互聯網和信息化方式不但可以提供新的聯系方式，還可以大幅度降低搜尋成本，減少信息不對稱。
2.2000年至2016年：以“分享、共享、融合”為特征的數字化轉型
進入21世紀，數字化轉型繼續在服務業領域推進，率先數字化轉型的是具有“分享”“共享”特征的內容產品或服務。社交網絡企業讓用戶樂于“分享”自己的情緒、見聞等，數字化內容提供商等分享媒介和平臺的出現將線下的音樂、圖書、電影等產品數字化;隨后優步(Uber)、愛彼迎(Airbnb)、摩拜、閑魚等提供網約車、民宿、二手商品交易等服務的出現，將內容與服務由“分享”向“共享”形態演進。數字交易、數字金融、數字發行等數字產品和服務逐步向消費者推廣，更有廠商試圖通過打造“社區”等手段提高用戶的粘性，數字經濟整合服務業的速度不斷加快。與此同時，制造業與服務業“融合”形式的數字化轉型也大規模開啟。計算機和電子設備廠商成為制造業領域“融合”服務的主要推動力，數字內容開始被融入到新開發的電子設備中，以工業產品的形式為消費者提供服務，在跨國企業的推動下，電子設備制造業在全球布局。IT企業則開始數字化轉型路徑的探索，率先將軟硬兩個層面的能力打通，利用數字技術進行二三產業融合。更多的制造業企業則通過購買數字化服務來提升企業的生產效率，對數字服務的購買也降低了企業獨立進行ICT基礎設施開發投資的成本，節約了社會資源。在數字產品軟硬件的綜合作用下，企業對數據分析和運用能力大大提升，數據的重要性開始凸顯。
3.2016年至今：以平臺化、智能化為特征的數字化轉型
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技術的進步和應用，大大提升了企業分析和使用數據的能力，增加了數據規模;加之各大場景用戶規模的增長，平臺成為了新的產品和服務載體，圍繞平臺形成數字產業生態。這也使得數字化轉型呈現出新的特點：以平臺化為轉型基礎，以智能化為轉型目標。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融合方式也出現了兩種典型路徑：一種由互聯網企業推動，通過提供云服務、數據服務和平臺服務和數字化基礎設施為其他產業進行數字賦能，促進業務流程的數字化轉型，例如騰訊、阿里提供的云服務等;一種則是由傳統制造業廠商推動，通過對ICT基礎設施投資搭建基于自身制造經驗的互聯網平臺，將業務流程、產品和服務以數字化的形式呈現，如西門子的MindSphere、美國通用的Predix、海爾的卡奧斯(COSMOPlat)、華為的FusionPlant等。這種平臺化的數字化轉型是“分享”精神的延伸，將分享產品、分享服務向分享數據、分享生產經驗拓展，也真正讓數字化轉型的主戰場從C2C、B2C延伸到B2B領域。
人工智能技術的進步則不僅改變了生產組織形式、企業形態，也改變了城市的面貌和基礎設施、公共服務供給。在技術的推動下，生產端和消費端深度融合，產品中包含了更多的服務，消費者本身也可以作為內容、創意的供給方為生產服務;生產領域相繼出現了智能化車間、智能化工廠、智能化供應鏈;部分行業出現新一輪機器人對人工的替代;在社會領域，基于交通大數據和無人駕駛技術的“智慧交通”體系正在各城市不斷實踐，運用遠程技術和醫療數據的“智慧醫療”體系也在不斷建設，政府服務也可以在“電子政務平臺”進行。除了實體經濟的平臺化、智能化外，利用數字技術還建立了一個與現實經濟平行且交互的虛擬世界，目前火熱的“元宇宙”即是對數字生態的探索。新產業、新模式、新業態即是對新階段數字化轉型最好的總結。
二、全球數字化轉型的趨勢
(一)數字化轉型驅動主體多元化，但仍然為發達國家主導
數字化轉型的驅動主體由互聯網企業擴散到其他類型企業，由發達國家主導轉為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并行。從數字化轉型的發展歷程來看，在前兩輪數字化轉型中主要以信息互聯網、消費互聯網企業驅動，相繼催生了全球知名的搜索引擎企業、社交網絡企業、電子商務企業?，F在進入的第三階段則由工業互聯網驅動，參加的企業除了互聯網企業外，還出現了很多從事生產的實體企業，行業涵蓋能源、機械制造、家電制造等，呈現出參與企業的行業多元化。
從參與國家來看，發達國家依然是推動數字化轉型的主體，但發展中國家的力量在不斷壯大;特別是中國在數字經濟中的快速發展，使得數字經濟領域形成了發達國家(美國)與發展中國家(中國)“雙輪驅動”的格局。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的統計，2020年發達國家數字經濟規模達到24.4萬億美元，占全球總量的74.7%。其中美國位居首位，數字經濟規模約為13.6萬億美元，約占全球世界數字經濟總量的41.7%;中國以5.4萬億美元位居第二，約占全球規模的16.6%。從全球價值鏈的角度看，2015年以前向聯系計算的世界高收入國家數字經濟產業規模約為2.33萬億美元，占全球總量的71.39%;以后向聯系計算的增加值規模約為2.22萬億，占全球總量的68.55%(見圖1)。2015年美國(前向聯系占比28.64%，后向聯系占比25.87%)和中國(前向聯系占比11.32%;后向聯系占比11.58%)成為數字經濟規模排名前兩位的國家。中國的變化十分突出，2005年中國在數字經濟產業的占比為3.69%(前向聯系)和3.19%(后向聯系)，中國在數字經濟領域絕對規模的增加成為驅動數字化轉型競爭格局變遷的重要因素。
圖1 不同收入水平國家的數字經濟產業比重(單位：%)
數據來源：UIBE GVC Indicator數據庫，由作者計算。
除了數字經濟增加值規模的變化外，全球數字領域的技術競爭也主要在美國、中國之間展開。根據知識產權組織的統計，2020年中國以68720件專利申請位居世界第一，其中華為是最大的專利申請人(5464件);在全球前十大申請人中，中國的京東方科技(1892件)和歐珀移動通信(1801件)也位列其中，這三家企業的申請就占中國當年申請的13.32%。美國2020年以59230的專利申請量位居第二，屬于數字經濟領域的高通(2173件)是美國當年最大的申請人。此外，在中國和美國已經申請的專利中，計算機領域是兩國占比最高的申請領域。中美兩國對數字技術的競爭也推動了全球數字化轉型格局加劇演變。
(二)數字化轉型助推全球化，也加速推動全球價值鏈“近岸化”“短鏈化”
數字技術加速了全球分工格局變化，得益于發達國家制造業外遷和數字經濟產業的發展，ICT產品制造業成為以中國、越南、馬來西亞等為代表的東亞、東南亞發展中國家融入全球價值鏈的重要機遇。表1顯示了中國等幾個重要亞洲國家在ICT產品和服務出口的占比情況，可以看到中國、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的ICT產品出口占據了這些國家所有產品出口中的相當大份額。而印度、菲律賓也可以通過承接發達國家的軟件外包業務，融入到世界數字經濟的分工中。
表1 中國和主要東南亞國家ICT產品和ICT服務出口占比(單位：%)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數據庫。注：空白處表示沒有統計數據。
伴隨著數字產業發展帶動的生產能力和配套產業鏈的完善，加上數字技術進步帶來的生產要素比重變化，全球價值鏈“近岸化”“短鏈化”正逐步成為可能。以電腦(HS8471)的出口為例，2010年，中國和墨西哥的出口占世界比重分別為78.67%和8.21%;2019年中國和墨西哥的出口份額就分別變為78.36%和18.21%。這意味著墨西哥承接了很多電腦生產和配套的工作，而墨西哥直接與當年進口最多電腦份額的美國接壤(進口占比27.87%)，體現出“近岸化”。從電腦出口國家的集中度來看，2010年出口前五位國家占據了70.41%的份額，2019年增長到75.29%;而前二十位出口國家的份額則占據了該產業95%的比重。進口份額中，前五位的國家2010年所占份額為49.18%，2019年為52.15%;前二十位的國家進口份額從2010年的81.83%略微下降為81.68%。服務業中的ICT產業的進出口份額集中度也出現了同樣的現象，但集中程度上較電腦行業略低(見表2)。這說明在數字經濟相關的制造業和服務業中，生產和進口是圍繞前幾位核心國家進行，主要是美國、中國、德國。
表2 電腦行業和ICT產業進出口份額對比(單位：%)
數據來源：哈佛大學經濟復雜性地圖集(atlas of economic complexity)數據庫。
從全球價值鏈參與程度來看，中國數字經濟行業的“短鏈化”現象尤為明顯。表3與表4是分別用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計算的中國三個數字經濟產業的全球價值鏈增加值來源，可以發現：2010年起后向聯系計算的三個產業的國外增加值來源占比明顯下降，前向聯系計算的GVC占比則有升高的跡象;中國在D26計算機、電子和光學產品制造業中參與國際貿易的增加值占比之和連年下降，從前向聯系看這種降低大部分源自傳統貿易增加值來源占比的降低。這意味著雖然中國在數字經濟行業的絕對規模在上升，但增加值構成發生了變化，中國在三個數字經濟產業中從國外進口產品和服務參與生產的比重在下降，利用國內產品和服務參與國內生產的比重在不斷上升。同時，本文對比了美國、德國、日本、韓國的同期數據，發現除了美國之外，德國、日本、韓國在D26產業用前向聯系計算的GVC占比均有明顯提升，這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參與到了中國在該行業的生產，其他一部分參與到波蘭、匈牙利、越南、菲律賓等周邊國家的數字設備生產，提升了這些國家在該產業的國外增加值占比，也增加了這些國家對數字服務的需求。
造成這種情形主要有兩種原因：第一，中國強大的工業配套體系能力和數字技術能力的提升，使得很多生產中間產品和服務的流程可以在國內完成，因此后向聯系中三個產業的國外增加值占比會明顯下降，但數字經濟兩個服務業的前向聯系國外增加值比重會輕微上升;第二，數字技術和數字基礎設施的完善和發展，促進了對數字制造和服務需求的絕對增長，這不僅包括中國這種能力提升明顯的國家，也包括越南、菲律賓、波蘭、匈牙利等在區域核心周邊的國家，這些國家的需求也促進了德國、日本、韓國等國的國外參與比重。從世界范圍來看，隨著美國等發達國家加大了對制造業回流的力度，以及對數字技術的應用，全球價值鏈圍繞美國、德國、中國三個核心國家布局的“短鏈化”趨勢也會越來越明顯。
表3 以前向聯系計算的中國不同方式價值鏈來源比例(單位：%)
表4 以后向聯系計算的中國不同方式價值鏈來源比例(單位：%)
(三)數字化轉型依然由服務業推動，但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模式仍在探索
從推動行業來看，數字化轉型依然由服務業推動。圖2展示了全球價值鏈角度計算的三個數字經濟產業的增加值規模，可以看到屬于服務業的兩個數字經濟產業規模較高。第一，這源自數字技術的歸類，目前不斷進步的數字技術，如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除了硬件設施的生產歸為制造業外，大部分技術被固化在軟件系統或服務中，屬于服務業類別。第二，從驅動國家的產業構成來看，數字技術最為發達、運用最多的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服務業在美國的占比一直較高，而美國的出口也主要以服務業為主。第三，從驅動企業來看，世界主要的數字技術企業多為美國企業，包括中國的知名互聯網企業，在市值規模上，這些互聯網企業超過了傳統的制造業企業。
圖2 2005—2015年數字經濟三個產業的增加值規模變化(單位：百萬美元)
數據來源：UIBE GVC Indicator數據庫，由作者計算得出。
從轉型的路徑趨勢來看，雖然數字化轉型已進入到第三階段，借助工業互聯網實現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但是目前各發達國家尚未探索出有強大帶動力、可普遍實施的數字化路徑，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程度尚需加強。表5-表7顯示了用投入產出表計算的美國、德國、日本、中國的制造業行業對三個數字經濟產業的中間需求，以及制造業中間需求占所有中間需求的比重變化?？梢钥闯?，第一，在D26計算機、電子和光學產品制造業，德國和日本用于中間品需求的比重在不斷下降，這與這兩個國家是該行業的中間品、產品出口大國有關，但三個國家的中間需求率投入到制造業中的比重較為穩定;中國反而有輕微的增長勢頭，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在該行業的中間需求大部分被投入到了制造業中。第二，在D61電信業行業，各國用于制造業的中間需求比重均不高，只有德國投入到制造業的比重在緩慢升高。第三，在D62T63 IT及信息服務業，德國、日本、中國對該行業的中間需求率有提高的趨勢，德國的提高趨勢相當明顯;但用于制造業中間需求的比重則變化不大，絕大部分中間需求提供給了非制造業部門。第四，分國家看，德國是發達國家中對三個數字經濟產業中間需求最高的國家，制造業對數字經濟服務業的中間需求率遠超過美國;中國的數字化程度以及對IT及信息服務業的中間需求程度，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表5 主要國家在D26計算機、電子和光學產品制造業的中間需求率變化(單位：%)
表6 主要國家在D61電信業的中間需求率變化(單位：%)
表 7主要國家在D62T63 IT及信息服務業的中間需求率變化(單位：%)
資料來源：OECD數據庫，由作者計算得出。
從數字密集度來看，在發達國家內部，2010年至2017年用數字密集度分類的經濟結構幾乎沒有特別明顯的變化(見圖3)。根據OECD對產業數字密集度的分類，大部分制造業屬于中高數字密集型，制造業占比較低的美國在這一類別有輕微的下降，但是并不顯著;與日本相比，美國、德國的高、中高數字密集度產業的占比之和要略高一些。一是說明這些國家近年來的產業結構較為穩定;二是說明現行分類標準下行業的數字密集度并沒有出現結構性改變。實踐中，發達國家因較高的人力成本，其本國制造業的自動化水平一直較高，雖然不斷推出“數字化工廠”“無人工廠”等新的制造業模式，但大多用于附加值較高的行業(如汽車制造)或具有品牌溢價的制造業企業中，并沒有改變整個行業的數字密集度。而制造業上下游產業聯系復雜，中小企業眾多，大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經驗難以完全復制到上下游的中小企業中，因此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融合的過程較為緩慢。
圖3 美國、德國、日本利用數字密集度衡量的經濟結構變化(單位：%)
數據來源：OECD STAN工業分析數據庫，由作者整理得出。
(四)數據安全和平臺壟斷成為數字化轉型的焦點，各國利用法律法規進行戰略布局
數字經濟時代，數據成為重要的戰略資源。一方面，數據作為重要的生產要素進入生產函數，可以改進生產流程，優化組織形式，不僅能夠形成新的產業，也可以重塑原有產業的比較優勢。另一方面，個人活動、生產活動以及政務活動中形成的大量數據，其數據所有權、使用權以及數據安全保護，成為數字化轉型特有的新現象。同時，數字經濟產業也是具有網絡效應的行業，極容易通過直接網絡效應、間接網絡效應和跨邊網絡效應形成“贏家通吃”[13]，而平臺經濟的興起更加劇了這一現象，尤其在提供基礎設施服務(IaaS)的平臺，非常容易形成寡頭壟斷，造成中小企業對大企業平臺的依附。這些問題不僅是數字化轉型中必須面對的問題，也成為各國利用法律法規進行數字產業布局的競爭點。因此，未來針對數據和平臺治理的問題，各國均想方設法形成有利于自身的標準，對各國數字領域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產生不可預知的風險。
三、加快推進我國數字化轉型的政策建議
(一)我國數字化轉型的優勢
1.應用場景豐富，多樣化的產業生態正在形成。
我國人口眾多，產業門類齊全，數字化轉型的應用場景十分豐富，數字化轉型的市場需求也較為穩定，便于展開數字化應用及產業生態建設。2021年我國互聯網上網人數10.32億人，互聯網普及率為73.0%，巨大的網民規模成為在線消費、共享經濟發展的基礎。從企業需求來看，根據《中國兩化融合發展數據地圖(2018)》的數據，2018年我國制造業企業數字化轉型處于起步建設的企業比例為27.4%，處于單項覆蓋的企業比例為50.2%，絕大部分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剛剛開始，對數字化的軟硬件需求頗為可觀。我國產業門類齊全，有助于形成不同類型、不同產業的生態圈，例如工業互聯網、車聯網等，就是不同類型的產業形成的多樣化產業生態。
2.數據種類多樣化、規?；蔀槲覈碌漠a業優勢。
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的統計，2020年我國云計算市場規模達2091億元，隨著企業數字化轉型需求的增加，使用云服務、邊緣計算產生的數據會不斷擴展，這也會形成更多有待挖掘的生產數據。除了企業層面，個人行程數據、醫療數據、交通數據等，已經成為支持我國進行智慧城市建設的重要資源。我國還加大了數字中心的建設力度，2022年開始實施“東數西算”戰略，引導政府和企業將數據中心和算力向樞紐城市傾斜，有助于我國形成更有競爭力的數據產業。
3.適度超前的基礎設施布局，使得我國在數字經濟時代搶得發展先機。
在5G網絡建設方面，2021年我國已經有5G基站143萬個，可以覆蓋所有地級市城區。在工信部新發布的《新型數據中心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21—2023年)》中，我國提出要進行超大數據中心、各省和海外新型數據中心建設，超前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成為我國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支撐。
(二)我國數字化轉型的障礙
1.在關鍵核心技術上存在“短板”。
我國數字化轉型在核心關鍵技術上能力不足，有被發達國家“斷供”的威脅。尤其在關鍵工業軟件、底層操作系統、嵌入式芯片、開發工具、高端傳感器等技術領域，基本被美國等發達國家所壟斷。即便在我國較為領先的人工智能領域，我國獨角獸企業的產品和優勢技術也多集中于應用層，進行基礎層的芯片、處理器開發的企業數量較少、能力偏弱，增加了未來我國數字化轉型的風險，并且大量資金用于購買國外技術也會增加國內企業的轉型成本。
2.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支持力度不足。
中小企業是數字經濟體系中最具活力、數量最為龐大的參與者，由于資金、資源、意識等局限，無法有效、快速地進行數字化轉型。在數據保護層面，部分中小企業網絡安全意識不足，極易造成數據泄露;有些中小企業對工業互聯網平臺的數據安全不信任，不愿意進行數字化轉型;還有的中小企業雖然愿意采用數據技術，但是與平臺相比，中小企業話語權薄弱，很容易面臨被平臺企業任意加價、技術選擇權受限等情況。這些均需要國家出臺明確的政策，保護中小企業的權益。
3.缺乏配套的就業政策，以及與數字化轉型相配套的人才培養體系。
一般來說，經濟結構轉換過程中會出現一定程度的結構性失業，尤其對于我國這種勞動力十分豐富的國家，數字化轉型可能引起大規模的“機器換人”，需要通過就業政策緩解數字化轉型與短期內就業崗位減少之間的矛盾。此外，我國目前的勞動力結構中，存在大量欠缺數字技能的人員，他們分布在實體經濟的眾多行業中，而目前數字化課程設置僅在年輕人層面展開，缺乏職業教育、在職教育中的數字化轉型培訓，這更加劇了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結構性失業的風險。
(三)加快我國數字化轉型的政策建議
1.補齊短板，提高數字技術核心能力。
第一，在容易被“卡脖子”的領域，通過舉國體制加大科研攻關力度，優先解決芯片、高端傳感器、工業軟件等影響我國數字化轉型的關鍵制約，加快國產化進程，同時做好關鍵技術被“斷供”的風險預案。第二，在競爭性領域，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打造“寬容試錯、鼓勵創新”的政策環境，通過財政、稅收、土地、設立風險基金等政策，鼓勵企業進行數字關鍵技術、前沿技術的開發和創新。第三，通過國家重點實驗室、區域創新中心、技術孵化器等建設搭建產學研合作平臺，加大對共性技術、基礎性技術的開發，并給予企業和科研人員知識產權、獎勵基金等獎勵支持。
2.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彌合地區間數字鴻溝。
數字基礎設施是數字化轉型的關鍵，中國應繼續加大對數字基礎設施的投入力度，實現區域間數字基礎設施供給的均等化。首先，中國應繼續增加5G等基礎設施建設，增加欠發達地區的數字基建投資，縮小地區間的基礎設施供給差距。第二，針對東西部地區數字技術能力的不同，實行差異化的數字基礎設施發展政策，將政府數據、對邊緣計算需求不高的數據引導到西部地區的數據中心，在東部地區建設邊緣數據中心。第三，試點推廣衛星互聯網、6G等新型數字基礎設施，確保在基礎設施領域不落后于其他發達國家。第四，支持和鼓勵大型互聯網企業進行超大數據中心建設，鼓勵大型互聯網企業“走出去”，在其他國家規劃建設超大數據中心，提升云服務、數據算法的能力，增強我國互聯網企業的競爭力。
3.加強數據法律法規研究，保障數據供應鏈安全。
密切關注歐盟、美國有關數據、平臺經濟的政策動向，做好政策研判和研究工作;積極參與相關國際標準的制定，依靠經貿協定的機會擴大中國標準的適用范圍，保證中國法律法規的前瞻性和國際化。同時積極開展數據安全、數據跨境流動、平臺反壟斷等問題的法律法規制定工作，在保障消費者知情權、個人隱私數據的前提下，鼓勵數據合理流通、利用，鼓勵大數據企業發展。同時要加大對數據安全的風險管理工作，根據不同行業、不同級別的數據構建多層次、多維度的數據安全保護體系，將數據供應鏈安全納入到產業供應鏈安全體系中。
4.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扶持，依法依規監管平臺行為。
首先，注重對中小企業的保護，借助數據中心、工業互聯網建設契機鼓勵中小企業“上云”“賦智”“用數”，支持中小企業利用云端進行日常業務管理，對采用數字化基礎設施的中小企業給予一定的財政、金融補貼，緩解數字化轉型的資金壓力。其次，保護中小企業的數據隱私和客戶資源安全，利用產業聯盟等形式解決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中技術、人才、資源等問題，鼓勵行業龍頭企業幫助帶動相關小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再次，針對互聯網平臺的不同類型進行區別監管，將流量型平臺、為實體經濟提供基礎設施型和服務的平臺區別監管，為中小企業轉型提供更好的生態環境。
5.提升全民數字技能，培養數字化人才。
將推進數字化轉型與提升勞動力數字化水平并舉，密切關注數字化轉型對就業市場產生的影響，為全民提供數字化學習的機會。一是定期進行全民數字素養評價和統計工作，在此基礎上進行相關數字課程的設計和規劃。二是提供與數字化轉型相關的職業技能培訓機會，重視勞動者在職培訓工作，定期為在職人員提供數字技能提升課程，增加對地方政府培訓數字技能勞動者的考核。三是將信息技術相關課程編入大、中、小學教材，在大學課程中增加數字化轉型相關的職業規劃與就業指導工作;增加職業學校相關課程的開設，鼓勵職業學校設置各年齡層的數字技能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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